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梁宵
编辑｜米娜
头图来源｜受访者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要回归源头，想清楚到底要管什么，什么可以不管？用什么方式去监管，事前、事中还是事后监管？这个想清楚了，才能管到点，放到位。”全国政协委员蒋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招商引资中一个直接的竞争力。
这是蒋颖履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六个年头，“如何完善营商环境、打破行政壁垒，降低企业经营的制度性成本”是她历年提案的重点，《关于数字政府发展》的提案更获评全国政协2022年度好提案，其中围绕政府服务数字化进展、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陈明利弊，建言献策，很多问题得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具体答复。
这些分析和建议都来自于蒋颖经年累月的广泛调研。“无调研、不发言”是她一直秉持的议事原则。去年，升任德勤中国主席的蒋颖更忙了，她走访了亚太和欧美多国，一方面和中国出海企业交流——有阿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有美的、比亚迪等制造型企业；另一方面，她将关注的焦点投向那些在中国投资的大型美国企业，其中大多数的总部高管已有三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中国，对当前的国内现状知之甚少。
新提案也在这个过程中孕育而出了。2023年两会，除了她持续关注营商环境之外，被称为“提案大户”的蒋颖还提交了与创新研发、外商投资、民间外交、公平治理相关的多项提案，其中一些直到采访（2月28日）仍没有最终定稿，“她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每次提案都经过团队大量调研、反复论证，她会一字一句地过，有时候到最后一刻都还在修改完善。”
以下为蒋颖与《中国企业家》对话要点：
1.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大企业有足够的韧性和发展“题目”，但小企业这口气要喘回来，还是要花点时间的，怎么让他们提振信心，帮助他们恢复自我造血功能，还需要持续的政策措施，不能看其他指标恢复了就可以停下来。
2.“政策措施千万条，企业感受第一条”，也就是政策一定要有精准性。对中小企业来说，单纯政策补贴也不行，一定要帮助它实现长期造血，在融资端和需求端给它多一点支撑。
3.“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专业社会组织倡导”——政府提供平台、提供土壤，在这个基础之上引导市场主体采取行动，专业的中介机构在中间协调，把参与主体衔接起来——这三方都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让市场主体运营有效能，有竞争力。
4.建立一个大、小企业的对接机制，不断提升这种衔接度，还要加强中外的衔接，让外资研发机构融入到中国的创新体制里面；区域之间的联动就更加必要，这样才能真正地把国家的资源潜能、增长潜力释放出来。
5.真正形成统一大市场，需要一步步向前推进，在这方面，数字化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真的是要“一把手”挂帅，才能彻底推动这个变革。
6.希望政府多做普惠的和兜底的服务，包括数字化的手段、前瞻性的基础性创新等；对单个市场主体的个性化服务也希望有可推广可复制的职能。
《中国企业家》：刚刚发布的2月份各项经济数据都有向好的趋势，前一段时间你也走访调研了很多企业，结合数据和实地感受，你对当前企业和市场信心恢复情况有什么判断？
蒋颖：疫情确实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有两点是没有改变的：一个就是大多数人对中国整个的市场容量还保持相当高的期待，不管是消费市场容量，还是投资容量；另外，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来的信号，讲到了整个内需的提振和“两个毫不动摇”的推进，也给企业未来投资提供了更多的“题目”，包括绿色转型发展、数字化等；再加上去年12月中旬以后经济平缓恢复——现在大家对未来有更多的确定性，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于今年整年的GDP增速预测至少会达到5%。
尽管整体乐观，但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大企业有足够的韧性和发展“题目”，但小企业这口气要喘回来，还是要花点时间的，怎么能让他们提振信心，帮助他们恢复自我造血功能，还需要持续的政策措施，不能看其他指标恢复了就可以停下来了。
《中国企业家》：之前的提案中，你提出“对企业的帮扶政策要有底线思维、平台思维和创新思维，该兜底时要兜底”，具体到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你的政策建议是什么？
蒋颖：对于政策建议，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政策措施千万条，企业感受第一条”，也就是政策一定要有精准性。
比如消费领域的生态建设是要不断加强的，里面就涉及到平台经济的监管，因为平台上有非常多的小企业，平台提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实际上让小企业多了一种生存的可能性，所以还是应该支持，不能一竿子打死。
另外，专精特新企业里面，也有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创新型的企业，政策应该怎么支持？我今年一个提案就重点谈到了这一点。这些企业主要的资产就是技术、专利，有可能还没有到完全商业化的程度，正处于商业化的推进过程，需要现金流方面有足够的支撑，但融资又很艰难，因为没办法提供抵押和担保，所以政策应该鼓励信贷产品的多元化，知识产权的融资方面还要有很大的突破，现在看起来这方面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还不够。
再有就是商业化和应用场景如何对接？我认为大企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有一个平台，建立一个大、小企业的对接机制，双方在上面可以实现市场化的供需匹配，这样不仅小企业能够存活下来，也能够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
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说，单纯政策补贴也不行，一定要帮它实现长期造血，在融资端和需求端给它多一点支撑。
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企业家》：这种机制，类似于你之前提到的“三导理论”？
蒋颖：非常对，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专业社会组织倡导”：政府提供平台、提供土壤，在这个基础上引导市场主体采取行动，像德勤这样的专业中介机构在中间协调，把参与主体衔接起来——这三方都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做到。
像我刚才提到了大跟小的衔接，现在没有完美的答案，要不断去提升这种衔接度，这样对大、小企业都有益处。此外，还要加强中跟外的衔接，就是外资的研发机构怎么能融入到中国的创新体制里面去？这也是我今年的提案之一。刚刚商务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希望把更多的研发力量引入中国，这里面就是融入的问题；其实还有区域之间的联动，就更加必要，这样才能真正地把国家的资源潜能、增长潜力释放出来。
《中国企业家》：你提到的这三点链接一个比一个难，尤其是区域链接，必然要打破行政壁垒。你这几年的提案一直关注营商环境，这两年也持续在提“数字政府”，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蒋颖：实际上，我从2016年就开始提，如何打破行政壁垒，打破监管部门的行政“孤岛”。
我们的国家资源是绝对丰富的，如果能够相对打通得多一些，相对流动得快一点，更多潜力就会释放出来，真正形成统一大市场，这需要一步步向前推进，在这方面，数字化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真的是要“一把手”挂帅，才能彻底推动这个变革。
刚刚（2月27日），中央下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里面讲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最终这个事情的落脚点是要惠民、利民，而不是看起来“漂亮”，而是要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
《中国企业家》：也就是政府职能和角色要发生改变，从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蒋颖：对。这其实是整体思路上的一个变化，就是政府面对市场主体和公民，不是站在监管者的视角，而要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换位思考，就是要看企业整个生命周期，从企业设立到运营，这个过程中需要接触哪些部门、提交哪些文件——以实现合规合法运营，政府要进行彻底的流程梳理和再造，让整个过程更顺畅。
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比如成立一家公司，营业执照上要一句句具体写出经营范围是什么，而且很多项目不能放在一起，比如研发不能销售，销售不能生产，这个无疑加重了企业的事务负担，完全可以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来管理——除了禁止的，其他都可以。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可以理解为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统计，但如果基于统计而非监管需要，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去做？
我就想用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还是要回归到源头，想清楚到底要管什么，什么可以不管？用什么方式去监管，事前、事中还是事后监管？这个想清楚了，才能管到点，放到位。
实际上，政府职能转变也是构建好的营商环境很重要的一点，是直接的竞争力。
我认为，政府要做的是普惠的和兜底的服务，包括数字化的手段、前瞻性的基础性创新等；而不是要去做个性化的服务，这个不是它的职能。
现在政府也做了很多改革和调整，不断地去做减法、往后退（事后监管），这样才能释放让市场主体不断提升能力，激发更大的市场活力，比如刚刚股票发行的全面注册制改革，就是往这个方向在走。
《中国企业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北上资金持续流入，显示出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向好的预期增强，从你的调研来看，外资企业如何看待在中国的投资机会？
蒋颖：对于外资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依然是一个特别充满吸引力的投资选择。
中国最大的资产是我们的市场容量和产业的完整性，现在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名已经升到了第11位，再加上新型的人口红利还在；同时，不要忽视国家的统筹能力，这种统筹能力就会不断去清晰化未来的需求点和增长点，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题目”，比如说绿色转型、数字化、乡村振兴等等，一下子一个大的投资环境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是非常厉害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现在其实也看到，一些跨境品牌的投资正在慢慢加大，比如博世要在中国设立新的研发中心，生产用于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的零部件；可口可乐、宝洁也都计划扩大投资建设。
《中国企业家》：不过，很多观点认为今年地缘政治摩擦、国际贸易摩擦还会继续演化，你怎么看这个趋势？如何消除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
蒋颖：当前，地缘政治摩擦造成国内外官方渠道沟通不畅，给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带来更多挑战。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和制衡因素，不过我认为，西方媒体长期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存在“选择性倾听”和片面解读，极大影响了外资企业对于中国营商环境和发展格局的判断，所以亟需拓展让海外政商界“听得懂、听得进”中国故事的沟通和交往平台。
我此次的一个提案就是关于“民间外交”方面的，目前中国民间外交活动以科教、文体、妇女儿童发展等领域为主，专业界的民间外交力量有待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