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阶层，形成了自己的规则、规范、仪式和行为模式。他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待自己和行业的方式以及互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场所不仅是金融中介场所，也是互动证明场所、代表中心（ “故事所在地”）以及话语权中心。在这些地方，每个人都被一种共同的“市场文化”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在不同的中心之间是不同的，而这种文化不容易被放弃以换取另一种环境。
市场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场所的业务成功？在这种背景下，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是重要的？Nigel Thrift在文献中列出了六大类论点，这些论点可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第一个脉络是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等人所谓的“新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跨国精英”的存在。这些学者正在构建全球经济指导和货币体系，这些体系或多或少需要不断的社会互动，这取决于不同形式的知识积累。
–-第二类研究植根于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贡献，被称为“新经济社会学”。学者强调了经济过程在结构框架中的社会嵌入性，将经济网络和制度视为现实的社会结构，这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的结果，而是在路径依赖下沿着特定的历史轨迹进行利益斗争。
–-第三类是文化研究的文献，它将文本性和话语性的观点引入到关于金融中心表现的讨论中。在这里，文本性指的是“文本和图像及其相关的阅读和写作技巧的不断扩大的世界（而）……话语性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谈话、写作和阅读对文本和图像的解释被包裹在叙事中的过程”。
–-第四类文献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或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研究中的“反身现代化”。他们强调，在一个传统社会结构正在衰落、社会越来越个性化的环境中，现代世界越来越倾向于“反身的主体性”（reflexive subjectivity），这取决于监测学习系统的存在及其产生的知识。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有更大的自由来塑造自己的个人经历（biographies），因为媒体网络的兴起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透过他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看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第五类被称为“关于商务社会互动的新民族方法论文献”，它认为最宽泛意义上的“谈话”在经济关系中至关重要。在涉及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的特定情况下，商务活动取决于面对面互动，这种互动允许沟通和谈判过程，包括非言语互动，这在更远的距离内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
–-第六种研究类别由经济学本身和其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已经开始以某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将市场视为基于特定形式的文本性和话语性而构建的社会和文化。其中包括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其他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例子，以及市场中的泡沫、时尚和羊群行为（Shiller），或戴尔德·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经济学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