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陈小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编审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2月6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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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宏观政策评价报告》和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本报告测算了潜在增速、产出缺口、潜在增速缺口、货币政策力度指数、财政政策力度指数和政策效率指数等宏观政策指数。这些指数能够从短期经济稳定、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优化三个维度反映宏观政策的操作状况和调控效果，统称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有助于学术界和政策界更理论性地、更系统性地了解与研究中国宏观经济。
一、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1、潜在增速与产出缺口
潜在增速与产出缺口是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核心指标。本报告基于生产函数法测算潜在增速，进而测算产出缺口。2022年中国潜在增速为5.2%，与三季度报告的预测值保持一致。
2022年的产出缺口为-2.2%，与前三季度持平。负向产出缺口主要源于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与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面对严峻的挑战，中国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2022年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同时，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呈现诸多亮点。第一，就业目标超额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目标任务。第二，在全球通胀压力高企的情况下，中国物价水平保持稳定。2022年CPI涨幅为2.0%，处于合理水平。第三，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增强。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4%，显著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与GDP增速。
2、潜在增速缺口
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的视角来看，不仅实际增速会偏离潜在增速进而形成产出缺口，而且潜在增速也会偏离其本身的合理水平进而形成潜在增速缺口。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是指当经济结构处于最优状态时的潜在增速。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存在结构黏性以及多种结构失衡之间的嵌套循环，潜在增速的实际水平有可能偏离其合理水平，从而形成潜在增速缺口。如果潜在增速缺口为负，表明结构性问题对潜在增速产生了抑制作用。本报告采用基于经济波动频域识别的BP滤波法测算潜在增速缺口。
本报告基于2022年的最新数据测算得到，2022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缺口为-0.32%，与三季度报告的预测值相比略微扩大0.06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四季度疫情等因素对国民经济循环产生了一定影响，导致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等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对潜在增速的抑制作用有所增加。
二、宏观政策力度指数
1、货币政策力度指数
货币政策力度指数用来综合反映货币政策力度的大小。本报告计算货币政策力度指数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性指标和逆周期指标。政策工具性指标直观反映各类政策工具的力度，包括M2同比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等数量型指标，以及DR007和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实际利率等价格型指标，共计4个指标。逆周期指标旨在体现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本质，包括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对经济运行的逆周期调节指标，以及DR007等对经济运行的逆周期调节指标，共计4个指标。将上述8个指标进行指数化处理，即可得到货币政策力度指数。
2022年全年货币政策力度指数为51.3，比前三季度小幅下降1.3。数量型货币政策力度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力度均有一定的下降。就数量型货币政策而言，四季度末，M2同比增速为11.8%，比三季度末下降0.3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为9.6%，比三季度末下降1.0个百分点，这也是该指标有统计数据以来首次降至10%以下。就价格型货币政策而言，虽然四季度政策利率保持不变，但是货币市场利率DR007的四季度均值升至1.74%，比三季度均值提高0.22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四季度CPI同比增速均值比三季度下降了0.83个百分点，导致信贷市场实际利率有所升高。
尽管四季度货币政策力度指数略微下降，但是2022年全年的货币政策力度指数比2021年全年大幅升高6.2，这是2022年中国面对国内外超预期因素冲击仍能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原因之一。
2、财政政策力度指数
财政政策力度指数用来综合反映财政政策力度的大小。计算财政政策力度指数的指标体系同样包括政策工具性指标和逆周期指标。就政策工具性指标而言，主要包括财政支出增速和财政支出进度等支出端指标，财政收入增速和宏观税负等收入端指标，以及不同口径的赤字率指标，共计10个指标。就逆周期指标而言，主要包括两个口径的财政支出对经济运行的逆周期调节指标，以及两个口径的财政收入对经济运行的逆周期调节指标，共计4个指标。将上述14个指标进行指数化处理，即可得到财政政策力度指数。
2022年全年财政政策力度指数为57.5，比前三季度下降3.2。财政政策力度指数的下降源自财政支出进度偏慢、宽口径赤字率下降的共同作用。就财政支出进度而言，2022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口径下的财政支出进度为97.6%，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口径下的财政支出进度为91.4%，分别比2021年下降了0.9个和3.0个百分点，而且均为近十年来的最低值。就财政收入增速而言，2022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口径下的财政收入增速为0.6%，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口径下的财政收入增速为-6.3%，分别比前三季度提高了7.2个和5.2个百分点。两方面因素使得2022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口径下（宽口径）的赤字率比前三季度下降0.8个百分点。
尽管四季度财政政策力度指数有所下降，但是2022年全年的财政政策力度指数比2021年全年大幅升高6.9，这是2022年中国能够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宏观政策效率指数
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用来综合反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整体调控效率，这是因为现实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相互影响，难以准确剥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自的调控效率。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由GDP/M2增量、GDP/信贷增量、GDP/政府债务增量与GDP/财政支出增量四个子指标构成。子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一单位的货币数量扩张或财政支出规模扩大能够带动的总产出越多，宏观政策的调控效率也就越高。考虑到宏观政策的时滞性，本报告测算的某个季度宏观政策效率指数反映的并非是当季度宏观政策所采取调控举措的效率，而是站在当季度的时点上评估一段时期以来的宏观政策效率总体情况。
2022年四季度宏观政策效率指数为42.7，比三季度下降1.1。从构成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的子指标来看，货币政策方面，GDP/M2增量指标值从三季度的0.81降至四季度的0.78，GDP/信贷增量指标值在四季度为0.97，与三季度持平。GDP/M2增量指标值下滑表明，四季度金融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有所下降。财政政策方面，GDP/财政支出增量的指标值在四季度为0.79，与三季度持平，GDP/政府债务增量指标值则从三季度的1.73降至四季度的1.70，政府债务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
四、2023年宏观政策展望
本报告测算结果表明，2023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有所上升，达到5.4%左右。在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以及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的共同作用下，202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将有所加快，这是推动潜在增速上升的主要因素。若消除潜在增速缺口，2023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预计能达到5.8%左右。据此，2023年经济增速的目标值，可以以潜在增速为下限（5.4%左右），以潜在增速合理水平为上限（5.8%左右），在此区间附近再结合就业、通胀、宏观杠杆率以及外部环境等约束条件进行设定。
要想较好地实现增速目标，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当加大力度。考虑到2022年的产出缺口和潜在增速缺口仍然都为负值，2023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需要比2022年有所加大才能更好地应对“三重压力”。而且，由于近年来潜在增速缺口持续为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宜再将产出缺口为零作为核心目标，而应该持续3—5年适当增加力度，即让产出缺口保持为正以收窄负向潜在增速缺口，这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潜在增速与总需求螺旋式下降的局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3年宏观政策时，明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并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要“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伴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进一步发力，2023年能够更好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除了适当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还要加强它们与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促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增长政策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结构政策以构筑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的良性循环为主要抓手，这将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堵点”，提高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率。
附注：
1.主要指标测算方法与步骤
(1)潜在增速：本报告采取生产函数法测算得到潜在增速。具体而言，首先测算资本存量、实际有效劳动力规模、人力资本存量等各生产要素的年度数据，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等时变参数进行估计。结合估计得到的生产函数，计算各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再对资本存量、实际劳动力规模、人力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等各生产要素和估计出的要素弹性数据进行滤波并代入生产函数中，即可得到各年度的潜在产出，进而计算得到各年度的潜在增速。
(2)产出缺口：产出缺口等于经济体的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差值。在计算季度产出缺口时，需要用到季度潜在增速。由于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速在短期内较为稳定，因此本报告假设每一年内四个季度的潜在增速是相等的，并且都等于年度的潜在增速。
(3)潜在增速缺口：潜在增速缺口等于潜在增速与潜在产出合理增速的差值。本报告采用基于经济波动频域识别的BP滤波法测算得到潜在增速缺口。通过基于经济波动频域识别的BP滤波法对实际产出增长中的超长期、长期、中期与短期部分进行有效估计，由此可以得到潜在产出的长期合理趋势。基于潜在产出水平的长期合理趋势可以计算得到各年度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将其与实际的潜在增速作差，即可得到各年度的潜在增速缺口。关于潜在增速缺口测算的方法和技术细节，可参见：陈彦斌、陈伟泽，《潜在增速缺口与宏观政策目标重构——兼以中国实践评西方主流宏观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
(4)货币政策力度指数：将M2同比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DR007、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实际利率等4个政策工具性指标，以及M2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DR007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DR007对通货膨胀的逆周期调节指标等4个逆周期指标，分别采用Z-Score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加权平均即可得到货币政策力度指数。
(5)财政政策力度指数：本报告主要从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赤字率的变化来考察财政政策力度的变化，进而构建财政政策力度指数。根据《新预算法》，完整的预算体系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账”，不过社会保险基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非常小，因此本报告重点分析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两本账”的财政政策力度。将一般公共预算（窄口径）和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宽口径）两个口径下的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财政支出执行进度、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宏观税负、赤字率等10个政策工具性指标，以及两个口径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和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等4个逆周期指标，分别采用Z-Score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加权平均即可得到财政政策力度指数。
(6)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由于现实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相互影响，难以准确剥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自的调控效率，本报告采用GDP/M2增量、GDP/信贷增量、GDP/政府债务增量与GDP/财政支出增量等4个子指标计算得到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用来反映宏观政策的整体效率。考虑到宏观政策的时滞效应，M2、信贷、政府债务与财政支出的增量采取季节调整后的当期及滞后5期（共6期）的累计增量进行测算。由于M2、信贷、政府债务是存量值，所以6期的累计增量是由期末值减去期初值测算得到。由于财政支出本身就是每期的增量值，所以6期的累计增量是将各期财政支出规模加总得到。对4个子指标分别采用Z-Score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加权平均即可得到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由于宏观政策从出台到发挥效果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本报告测算的某个季度宏观政策效率指数反映的并非当季度宏观政策的效率，而是站在当季度的时点上评估宏观政策效率的总体情况。
(7)政策工具性指标的规则建议值：本报告基于GMM方法，分别使用泰勒规则、麦卡勒姆规则和财政政策规则，计算得到了几个重要政策工具性指标的规则建议值，包括DR007、M2同比增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同比增速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速等指标。在计算过程中，本报告将相应政策指标的滞后一期变量纳入规则方程，使得政策规则更加符合央行和财政部政策操作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政策规则所测算的指标值更好地与现实数据进行拟合。将政策规则建议指标数值与实际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力度变化。
2.相关数据来源说明
计算潜在增速使用的GDP增速、劳动力、人力资本等指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或者根据相关指标计算得到。计算货币政策力度指数使用的M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DR007等指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计算财政政策力度指数使用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宏观税负、赤字率等指标来源于财政部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计算宏观政策效率指数使用的政府债务等指标来源于BIS数据库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在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的过程中，综合考虑指标数据可得性，将2000—2020年作为基期计算均值和标准差，并且剔除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2009年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2020年数据。此外，为了避免疫情冲击所产生的基数效应，借鉴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等部门的做法，将2021年的潜在增速、GDP增速、M2同比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等指标采取2020年与2021年两年平均值加以替代。
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利率、政府债务率等个别指标的发布存在一定时滞，本报告首先对相关指标进行预测，然后计算得到各个指数。待相关指标正式发布之后，将对相关指数的最终数值予以修正。
（在指标构建与测算的过程中，陈伟泽、王兆瑞、谭涵予、陈衎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