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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世界财政前景展望新兴市场偿债

■ 陈 曦

中国商务新闻网 世界各国财政政策在2020年空前扩张后普遍转向紧缩,加之2022年全球通胀持续上升和融资条件收紧,2023年世界各经济体财政政策权衡将变得愈发困难,在不危及市场准入和债务可持续性情况下可自由支配的财政空间持续收窄,形成更频繁和更具破坏性财政危机的几率陡升,尤其是对于因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几乎耗尽财政空间的高负债国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40个发达经济体、97个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59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监测和评估数据,从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来看:发达经济体从2019年1.4%飙升至2020年9.2%,并在2021年和2022年迅速降至5.8%和2.4%,2023年将继续降至2.3%;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从2019年2.8%升至2020年7.1%,2021年降至3.5%,2022年回升至4.3%,2023年将降至3.3%;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由于财政能力有限而波动较小,从2019年1.9%升至2020年3.1%,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2.7%和3.1%,2023年将降至2.6%。

可见,为应对新冠疫情,2020年世界各经济体财政赤字均有显著提升,2021年后普遍下降,而2022年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以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疲于应对粮食和能源价格急剧上涨以及财政收入反弹缓慢情况下,财政赤字率再次呈扩大趋势。预计2023年的普遍缩减,则主要源于新冠疫情相关管控措施的放松和通胀的持续冲击,但世界各经济体财政赤字率仍高于疫情前水平。

此外,飙升的政府债务规模成为引发财政危机的最主要诱因。2022年全球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约91%,比2019年高出7.5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从2019年103.9%升至2020年123.2%,并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降至117.9%和112.4%,2023年将有望小幅降至111.3%,但美国等“债务炸弹”引爆风险进一步加剧。

2022年美国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为122.1%,预计2023年将继续增长至122.9%,2022年末美国未偿联邦政府债务余额已达到接近法定上限的31.41万亿美元,其债务违约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欧元区2022年为93%,预计2023年小幅降至91.3%,其已远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设定的政府债务水平不得超过GDP 60%政策参数。日本继续保持惊人的债务水平,2022年高达263.9%,预计2023年为261.1%,2022年末日本央行宣布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限从0.25%提升至0.5%,意味着日本将成为最后一个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发达经济体,全球金融市场再次面临严峻冲击。

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以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一边面临着持续疲弱的国家经济基本面和不断下降的偿债能力,另一边面临着更强的融资需求、更小的融资机会和更高的融资成本。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平均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从2019年54.5%上升至2020年64.7%,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64.4%和65.1%,2023年将升至68.5%;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则从2019年42.8%升至2020年48.6%,并在2021年和2022年保持该水平,2023年将小幅回落至46.6%。

即使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乃至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债务水平普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并趋于稳定,但随着预算限制逐步收紧、发达经济体货币持续紧缩导致全球金融稳定状况恶化,其不得不应对飙升的主权利差——仅2022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中位差值增加了50%以上,即未来利息支出将大幅上升,加之通胀波动推高长期债务溢价,债务违约风险陡增、债务可持续性加剧恶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统计,2022年约一半以上低收入国家和三分之一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已逼近债务违约,债务危机将成为全球未来十年最严重的潜在财政风险。

全球财政困境的最终程度不仅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的态势,还取决于国际社会通过债务减免、优惠融资以及必要时债务重组、债务重置等方式向各经济体提供支持的程度。当前国际三大主权债务处理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黎俱乐部、二十国集团,应在超越暂停偿债倡议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以确保债权人广泛参与并公平分担,并有效解决暂停偿债倡议国家广泛的主权债务挑战。

此外,全面、透明的国际债务数据也有利于债权国评估债务可持续性,为主权风险适当定价并作出明智决策和问责,并有利于债务国有效利用借入资源并管理债务风险。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对100个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以及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进行债务管理绩效评估发现,债务管理能力达到健全债务管理最低标准的不到一半,基于提高债务透明度来降低财政风险依然任重路远。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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