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有什么特点？目前有“生生不息”论和“融为一体”论；隐喻意义下的“脐带”和“护士”理论：还有对包容性、统一性、扩散性、开放性、凝聚性等等的解释。上述观点是在文化功能理论和文化象征主义理论的框架下展开的，既反映了不同学者对大运河文化内涵的理解角度、学术立场、学术背景和认知水平的差异，也显示了大运河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和跨学科特点。连接南北的千年运河是大运河区别于长城和黄河的重要特征。在千年与南北建立的时空中，运河的“沟通”功能最为显著。目前，大运河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也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标签。具有交通功能、生存空间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大运河，不仅是一条从中国奔流到中国的河流，更是一种“以利为利器，以民为本”的文化。在大运河的全景式意识下，大运河物理空间中的“连通性”演变为文化空间中的连通性、循环性、灵活性、容纳性等多重特征和价值。
任何人
“联通”是人工开挖运河，利用天然河流连接四个区域，使河流与海洋相连的功能。封山疏河，连通河湖海纳百川，是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也是帝王与世界沟通的文化理想。自春秋以来，各级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开凿运河的实践，反映了对这一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在时间的背景下，运河经历了从区域内到区域间，再从北到南的过程。春秋时期，长江、淮河、黄河由长江和大峡谷相连。百度引钱塘与吴越交流；三国时期，吴的和丹徒水道连接太湖流域和都城建康；曹操为了对抗袁绍，征乌桓，挖了白沟、平陆运河、泉州运河、新河，把黄河以北的漳河、滦河、滹沱河与吉水、淮河相连。虽然这些运河大多是为了军事活动而修建的，但同时也部分实现了该地区水系的连通。特别是对于水系发达的江南地区，由于长江、钱塘江、太湖的利益，该地区的河流、湖泊、溪流、沼泽、湿地，从太泊渡、古武的古水道，到江南河道、西兴运河，连成网络，形成了人们的划船生活方式和丰富的水乡经济。没有比曹操更好的开凿江北运河的人了，他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河北的区域沟通。这种交流拓展了地域空间，为隋朝开凿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隋唐以来，大运河连接范围扩大，实现了五大河流的沟通。唐宋时期以浙东运河为通道，实现运河与大海的连接，将运河地区与世界连接起来。在政治领域，从隋唐宋元开始，运河从人字形到之字形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政治中心对江南财富的依赖，而是逐渐将国家的首都从黄河流域拉到运河上，由北向南分布。大运河穿越区域边界，再与东西部其他自然河流和交通枢纽相连，共同构建中国的线性框架。它不仅在空间上缩小了中国南北之间的距离，而且从国家战略格局上推动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部分解决了中央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和地区与地方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二
“流通”是指运河联通带来的物流和信息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流动。水运无疑是运河最重要的循环功能。所谓“水缸”，是相对于汽车运输而言的，“汽车运输转谷，水路运输转谷。”隋唐以后，水运是“国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命脉。正如全汉生先生所指出的，运河建成后不久，由于历史上其他因素的影响，成为唐宋以后600年的大动脉。这条动脉的通畅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的兴衰，其密切的关系就像一条真正的通往身体的动脉。水路运输是国家行为，包括水路运输在内的物质和信息流动的一般规则不仅是“国家的制度”，而且是塑造中国社会发展的“盈利方式”。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史学界有过封建主义、皇权专制、帝国地主形式、“宋代江南的农工商社会”和“明清的帝制农工商社会”的断代等论述。隋朝开凿大运河后，到了晚唐时期，“农商互济”的经济发展趋势明显。汉唐以来，单一的农业经济逐渐向农业和工商业并重的形式转变。北宋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可以转运长江、赣江、黄河等自然河流的布匹、丝绸、金银等货物。南宋“朝廷能驻钱塘，皆因有此渠”；与浙东运河相连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取代了南宋汉唐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新的世界性物质流通通道。到了明代，运河已经成了南北走向。吴先生在《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一文中曾说，“明代商路的增加，主要是南北贸易，特别是大运河的使用”。与宋代相比，明清运河中流通的物资并不局限于“奇奇怪怪来了，稀世之物聚在一起”和“让土为贡”的产品，更多的是粮、棉、布、盐、茶、铁、瓷、纸等生活用品。伴随着明朝白银货币化以及随后的“税役转银”，明朝中后期大运河的畅通为身份自由的农民和商帮提供了生存通道，只有水手、走私贩、沿岸私酒贩、黎巴嫩的贫困乡镇“数以百万计”。在这个时期，大运河成了一个磁场，吸引着各个阶层的人从北向南流动。人们利用大运河提供的交通和通讯来开辟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换句话说，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把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成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把消费和生产重新组织起来，但并没有把它们完全分开。西方学者谈论明代中后期大运河流经的江南地区的“高层次发展陷阱”和“大分流”。他们在经济化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忽略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帝制结构的持续稳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大运河的水运继续维持着商业物流及其带来的信息流和资源流，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农业与商业并存的背景。
三
“适应”是指渠体和水运系统在差的时候改变，改变了就成功了的过程，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技术更新和观念变化。在空间序列上，运河的开凿经过一个“小”的区域，到达一个“大”的中国。魏与朱之间，不仅实现了小到“杭越易位”和“淮阳”的区位变化
运河的“改编”在政治上是为了“利水运”，结果在社会上是“利益平衡”。同时，改编本身也反映了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运河的畅通，既包含了古人征服天空、物尽其用的积极态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合乎时势的合理性。面对“尊重自然、改造自然”的问题，历代水运政治以“人事”为主，保障畅通的成本可能会牺牲一部分，甚至在变通的过程中出现“积重难返”的危害。孟说：“如果你有观察水的技能，你必须观察它的波澜。”运河的波澜可能在于时代的变迁。
四
“融合”是河流流动带来的区域文化融合的趋势。大运河作为人口迁移、信息传播、物质流通的载体，使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重叠、相互渗透，促进了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阳文化、吴越文化的日益紧密融合。但与普通河流不同的是，运河人工开凿的政治性和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必然决定了大运河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在某些历史时期主导了文化景观，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精致化和雅化。更重要的是，运河的高流动性也导致了社会和文化的高流动性，导致社会纵向流动的加速，削弱了既定人口的社会地位差异，形成了社会和文化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没有突破社会阶层的界限，而是指社会上下层之间更加频繁的互动，创造出一个相对开放、融合的社会。比如明清时期，以运河为渠道销售粮食和食盐的商人获得了商业地位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运河南北沿线销售的烟草自下而上地从边缘群体流向政治和社会精英，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虽然这些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运河通过制度进入传统社会，部分疏通了社会发展的脉络。
融合不是说运河融合了地域文化，而是形成了“周流”的局面。一方面，大运河流经地区的文化有其特定的土壤，文化类型不是对立的而是必然不同的。实际上，大运河流经的地区并没有形成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文化区域；另一方面，融合不是各种元素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变量，而是多元文化与运河之间的融合与自洽的状态。这种情况并不一定带来帝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但却使中国逐渐走向社会的开放、市场的专业化和等级制度的松动。
当前，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背景下，“沟通”仍然是大运河文化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特征。虽然它的沟通、流通、弹性、容纳等功能发生了部分变化，但其精神的核心精髓依然可以贯穿古今。万物循环带来的不仅仅是“世界扁平”的趋势，还有世界文明的相互借鉴。大运河继续以其“万能”的力量塑造着中国文化，推动着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