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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当务之急是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投资基金双峰会

今年以来,受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国内疫情冲击明显的超预期影响,中国经济正在迎来关键拐点。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当下的重点就是精准处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如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将遇到哪些困难和危机,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12月28日消息,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济安金信、钛媒体联合举办的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峰会暨中国投资基金群星峰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董会副主任刘纪鹏表示,当前我们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大,二是如何化解疫情的危机。

在他看来,化解危机的核心是要从资本入手,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正确处理好人民和资本的关系、政府和公司的关系,以及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关系。但推出资本政策仅仅谈股市是不够的,而要寻找资本基因,打消富人和企业家阶层的忧虑。目标是要在中国形成一个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投资氛围,要鼓励资本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02

以下为刘纪鹏的演讲内容,略经钛媒体编辑: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务之急是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当前我们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大,二是如何化解疫情的危机。

实际上,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关键在于尊重经济规律,保护资本、尊重资本、留住资本,问题迎刃而解。同样,化解疫情危机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实事求是,正如新华社社论所讲“优化防控措施,树立防控自信”,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希望就在前面。所以,化解这双重危机,大道至简,经济上尊重资本,抗疫上顺其自然。

目前来看,我们宏观经济上要过紧日子已经形成共识。从GDP增速来看,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4.8%,二季度只有0.4%,三季度是3.9%,我们今年确定的5.5%目标难以实现,但能维持在3%这个低起点上依然不错。同时,我们更困难的是财政收入,我们前三季度的公共预算收入是15.3万亿,同比下降6.6%,而支出则多增加了11.6%,公共预算支出、税收支出都大幅度地增加。公共预算支出增长了6.2%,税收减少11.6%,从赤字的情况来看,赤字率前三季度也达到了4.3%,这前所未有。

如何化解经济的矛盾危机,我认为要从资本入手,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正确处理好人民和资本的关系,政府和公司的关系,以及政治家以及企业家的关系。我想振兴企业家精神,只要资本振作起来,何愁不发展、不共同富裕。

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仅仅论股市是不够的,我们要重新寻找资本基因,要打消富人和企业家阶层的忧虑,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资本呢?其实,我们党对于资本的认识是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就是恩格斯总结马克思一生两大贡献,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二是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就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和其劳动价值之间的差额,剩余价值被劳动者创造之后被资产阶级剥夺了。那么,剩余价值和资本是什么关系呢?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

从早期的资本形态看,货币主要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招募劳动力的,但货币本身还不是资本,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和被当做资本的货币,在剩余价值创造和资本流通中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资本具有阶级属性,由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就是剩余价值,这个价值学说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也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指引无产阶级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资本吗?国有资本是不是资本,两类资本是不是应该同样得到尊重和保护,它们是不是存在漏洞?

我从2004年开始一直参加国有资本法的起草工作,我们国家有360多个国资委,分布在中央、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近300个地区一级的市场,这个系统拥有的国有总资产是308万亿,净资产是87万亿,财政部系统下管的金融类的国有资产总资产352万亿,净资产25万亿。所谓国有资本就是指净资产,由于银行、保险大部分的资产来源是负债,所以它们自有资本率只有8%-10%左右,因此看上去总资产很大,但净资产不到10%。那么,两项相加我们合计目前现存的国有资本就是112万亿。

二十大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未来主要工作方向。如何理解二十大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别重要,今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在哪里》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差别,它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实际上,人民不能够跟资本去对立,我们应该谈的是西方可能以资本家利益集团为中心的现代化,从逻辑上看人民可能是跟资本家、利益集团对比,劳动是和资本对应,它们都是生产要素。所以,逻辑上不能把人民和资本简单对立、去摒弃的。因此,从实践上看、理论上的发展看,要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二十大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我们不仅要尊重资本、包容资本,而且要把民营资本、外资资本像国有资本一样去保护、去尊重。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形成一个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的环境,要鼓励资本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我们现在谈到资本就谈到共同富裕,谈到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现在我们的收入有三种,一种是劳动性收入,一种是经济性收入,还有一种是财产性收入。从党的十七大一直到二十大反复强调,要增加居民和人民的财产性收入,要拓宽多种渠道收入。从国际的经验看,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家庭在这三种收入比例关系中,劳动收入占的比例越高可能就会越贫穷。相比之下,恩格尔系数谈的是支出,在一个家庭的支出中如果用于食品的支出占的比例越高,这个家庭就越贫穷。而我在这里面提到的是收入,在几种收入中如果一个家庭的劳动性收入比例占的越高也就越贫穷,我把它叫做“刘纪鹏定律”。

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收入比例不是通过靠分存量、分天地,靠富人去捐献,而在增量的创造中引导他们增加财产性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不一定都是劳动性收入,这也是“刘纪鹏定律”的一个核心内容。

我最近参加了国家一个重大社科项目,题目是“自然资源资本化及对应市场研究”,我国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能源、矿产,土地决定着农民兄弟如何共同富裕,所以我提出了三种改革中的“四化”问题,农民的股东化、农村的公司化、农业的产业化、土地的资本化。土地资本化不一定是所有权,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在我们的设计中并不意味着农民会失去土地,有一些股份规定不能转让,城里人技术下乡、资本下乡不能动农民根本那部分土地。沿着这样的方向改革,把劳动者的收入从单一劳动性收入,拓展到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顶天就是做光伏产业把他们的屋顶利用起来,立地就是把他们划拨的土地流转权资本化,我提到的“刘纪鹏定律”就可以实现。

资本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被谁掌握,人民应该成为资本的主人,而不是资本的对立面。所以公司和政府的关系也是,企业家要想创新提出企业家精神,企业制度要想创新引领我们的工业和现代文明,就必须建立新秩序,我们人民要成为资本的主人,人民不能和资本对立,政府也要成为公司的贴心人,政府不能跟公司对立。这四者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平衡、规范、发展、稳定与创新。

今天要谈的第二大话题就是要提出积极的资本政策,振兴资本市场。要让资本市场率先成为共同富裕的平台,现在的资本市场极不平衡,这些年以来,最缺公平、少正义、分配不公的市场就是资本市场,大小股东之间的收入相差较大,中小投资人作出巨大贡献却被割韭菜,大股东跑步上市低价入股,一股独大然后高价减持,上市就进了天堂,这样的资本环境能否让1亿股民率先实现共同富裕?

振兴资本市场一举多得,中国资本市场现在80多万亿的市值,存在着良好的机会。对比美国,美国去年的GDP是23万亿美金,中国是17.7万亿美金;美国的股市市值是68万亿美元,我们的A股市值是12万亿美元;美国的房地产是34万亿美元,中国的房地产市值是64万亿美元;美国的股市和房市比,股市是房市的2倍,一个68万亿一个34万亿;中国股市和房市比是0.2,股市是12万亿美金,房市是64万亿美金,两者之间的比值是0.2。而美国和股市和美国的GDP相比,股市是GDP的2.9倍,这个比值叫“一个国家的证券化率”,而中国的股市是12万亿,中国的GDP是17.7万亿,中国的股市和GDP相比是0.7倍,一个证券化率2.9倍,一个只有0.7倍,所以中国的股市有很大的潜力。股市上涨1000点,我们的财富就会增加20多万亿。

我们今天的股市上涨起来就解决了缺钱少资本的困难,资本得到尊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火山就能变金山。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中国仅有高科技占领产业链高端是不够的,因为你搞的是商品不是产品,你要在国际竞争中为实现大国崛起而奠定基础,你不把握资本市场和定价权,能够打赢大国博弈之间的国际竞争吗?

同样,今后我们的养老基金、企业年金、教师共同资金进入股市又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资本能够为人民服务。因此要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要把它和宽松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三策并举,积极的资本政策决定直接融资的比重,发达国家的直接融资是我们的方向,但我们直接融资比只有25%-30%,发达国家则占到70%甚至更高的比例。所以,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势在必行。

从财富分配入手实现共同富裕要靠好的制度,我们要在增量财富的创造中建立公平正义的股市,要从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入手,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最终我们不再是圈钱者、教育投资者,而是融资者、发行者。以上市公司为业务核心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交易所等在资本市场中受益的群体、机构都要接受再教育,各个交易所要开展的是比拼谁更能为投资人带来财富,而不是谁圈钱最多。

最后,我想人往何处去,钱往何处走,目前要正式面对民营资本和企业家躺平的问题、移民问题。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和资本也要看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不难,就像解决疫情的危机一样,我们只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一切似乎又变得那么简单。中国顶住下行压力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只要思想认识上看清了,制度上合理了,就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

当年小平同志在江西劳动改造三年,他给毛主席写信,说他69岁还能为国家工作十年。后来他回到北京在跟毛主席谈话的时候,毛泽东问他:“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小平同志就说了两个字“等待”。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人引领上了富裕的道路,外国友人问他:“你在困难中三落三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小平同志又说了两个字“忍耐”。所以,我今天也想把小平同志说的4个字作为我演讲的结束语,我们资本市场只要尊重资本,我们就能在失望中、绝望中崛起,无论遇到困难,还是取得成就,这4个字都永远激励着我们。(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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